浙江人均收入已达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浙江省委省政府领导、国务院智囊团中的经济专家、来自国内一流院校的经济学家、县市一把手、浙江民企老板、外地浙江商会负责人……与会的各界经济界人士分析经济现状，谈中国和浙江经济的未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热词被频繁提及，如何规避南美、东南亚众多国家面临的发展怪圈，实现经济的顺利转型和升级，成为论坛的焦点。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说的是一个国家告别贫困，快速奔向人均收入中等水平，此间因快速发展集聚的矛盾集中爆发，刺激经济持续奔跑的后劲缺失，导致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存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比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马来西亚等国，早在30多年前就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原地踏步多年，难见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李强(浙江省委副书记)：
浙江要继续放权
李强在论坛上发表讲话时说，浙江的人均GDP已超过9000美元，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过去30年，浙江经济之所以跑在全国前列，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无为而治”，在全国率先放松了对民营经济的管制，放水养鱼，靠体制优势实现经济快跑。如今这种体制优势已消失殆尽，政府应主动出招，为企业创造更优的发展环境。
改善经济发展环境，浙江已3次清理审批事项，如今政府的审批事项已减少了3/4。扩权强县改革也已经进行了5轮，每一轮改革，都向县级政府下放一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仅最近一次放权，就一次性把400多项审批权交到县级政府手中。
李学忠(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
房价高吃饭贵阻人才投奔
浙江民营企业的发展如今面临着四大难题。一是融资难，融资贵，调研结果显示，浙江企业今年的融资成本比去年并没有明显下降；二是政府对产业项目审批的效率比较低，一个项目等待上马的时间长；三是商务成本高，其中尤其是物流成本，不仅价格高，还效率低下；四是企业主普遍反映税赋过重，还应继续结构性减税。
近年来，浙江生活成本攀升，导致人才难留住。有企业到广东东莞去挖人，有人宁肯拿东莞30万的年薪，也不要浙江的百万年薪。一是房价偏高，二是吃个饭也不便宜。在东莞请一桌人吃饭，花个四五百元已吃得体面，而在浙江经济较发达的县市，花费千元吃不到多少东西。
谭建荣(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教授)
中国造个小插座都不如西方
浙江的企业家们不是不想转型，他们心中最大的疑问是转型转向何方？
与德国、日本、美国等老牌的制造业大国一样，中国也已跻身制造业大国行列，但中国这个制造业大国的内涵和他们大不同，老牌制造业大国手中都掌握着高端产品的核心技术，而中国核心技术很少，这样的制造业大国只能大量消耗资源，中国每造就万元GDP的能耗是西方国家的5-6倍。
就拿一个小小的插座来说，发达国家的插座生产标准里有条规定，小孩子不能玩电，这个插座凭小孩的力气插不进，但中国的插座标准里就没有这一条。
我认为，温州跑路的老板中，大多数都没有核心技术，他们只能做几件普通产品，你能做，我也能做。
辜胜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浙商是中国经济转型主力军
经济转型升级，我们面临着中小企业生与死的选择，在升级中，部分中小企业不可避免被淘汰，但如果中小企业死得太多，不可避免将影响就业，影响社会稳定。
实体经济升级，最令人忧心的状况是“旧的已去，新的还没来”。比如温州曾引以为傲的打火机产业，巅峰时拥有几千家工厂，产量占据全球市场的八九成，如今这些打火机厂有效开工的不过十多家。腾笼换鸟，温州的笼子已腾了出来，如果不能马上找到高端的鸟儿，产业就会空心。
创新是拯救实体经济的出路，而中国眼下的创新环境不佳，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经济蛋糕在各个产业间的分配极不合理：大批中小企业在“红海”(经济术语，指竞争相当激烈的市场)中挣扎，利润压缩得比刀锋还薄；而垄断行业利润高得惊人，有些银行家年薪高到了不好意思说。
近两年，我去过中国60多个地级城市，看到当地最活跃的商人都是浙商。因而，中国经济此番转型升级，我最关注浙江和广东，他们是转型升级的主力军。
袁志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中国的蓝领工人何在？
有人预计，2015年中国的劳动人口达到巅峰，此后将逐年下降，其实在一些东部发达省市，劳动力总量已在下降。国家规定女性55岁退休，男性60岁退休，我在上海做过一个调研，50岁以上的女性仍在坚持工作的只有11%，男性只占37%。独生子女已成为新兴劳动者的主力，但受制于传统就业观，独生子女们一窝蜂地涌向大学，将来谁来做蓝领工人？
当今世界上最年轻的工业国，工业之路都走了百年以上，而我们不过走了三五十年，中国千万不能把制造业赶出去，只有把钱扔到有潜力的实体经济手中，中国的经济才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