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士所师群农所倚 ——纪念许璇先生诞辰140周年
欧华联合时报讯 （通讯员 林坚强 张小宇）说起许璇，现在知道的人恐怕很少，作为温州老乡，知道他的人也不是很多。在许璇先生诞辰140周年之际，笔者怀着崇敬的心情，专程赴中国农业大学、浙江大学华清池校区等许璇工作过的地方寻找第一手史料，撰文纪念，真为温州有这样一位先贤感到骄傲。中国农业大学校史馆的“创建篇”展示:许璇作为农学的著名教授、校长，最早提出了“融学术教育与农村事业于一炉”的办学方针，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前几年刚建立的中国农大经管学院院史室，也展示了许璇作为中国农业经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为农业经济教育与研究奠定了坚厚基石。《中国农业大学史料汇编（1905-1949）》有相当篇幅记载了许璇在农大十几年的峥嵘岁月。他那做人做领导、做事做学问的风范，至今依然备受敬仰。
许璇，字叔玑，1876年11月9日出生于浙江瑞安的耕读世家。1905年夏选派留学日本，1913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农科，旋即归国，任北京大学校农科大学教授，兼农场场长。尔后四度任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前身）校长，两度出任浙江公立农业学校、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校长）；1924年任中华农学会会长，连选连任10年。著有《农业经济学》《粮食问题》等，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农学家、农业教育家，农业科学之先驱。于右任称其为“农田实学贾思勰、乡邑先圣叶水心”。中华农学会赞其为：“群士所师，群农所倚”。
许璇在近代农学界享有很高的威望，深受学校师生和农民的尊敬与爱戴。1934年11月9日，他因突发脑溢血去世后，当时的国立北平大学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公祭校葬。蔡元培题写墓碑，马叙伦撰写墓志。马寅初、于右任、马君武、郭心崧等400多位社会名流赠挽联缅怀。4000多名各界人士致送花圈、祭幛等。4000多人前去京城许宅聚贤堂瞻仰悼念，有的从南京、上海、杭州、天津、石家庄、保定等地专程赶去悼念。
蔡元培敬题的墓碑
一、国内农学家多出其门下
上世纪初，面对中国农业衰落，农村的凋敝，农民的困苦，许璇30岁了，竟然改习新学，立志学农志农，以图国强民富。1913年，许璇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科毕业回国后，即被北京大学校农科大学聘为农科教授兼农场场长，一直从事中国的农业教育与农业科学事业，长达20多年。无论是在北京农专农大，还是在浙江大学农学院，无论是任职系主任、院长，还是校长，许璇始终坚持农科教学，以教授终其一生。在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被当年教育学界誉为“罕有人物”、“一代宗师”。
许璇先生一生勤奋好学，治学严谨。他在北京农业大学不仅讲授农政学、农业经济学、农业政策、农业金融、农村合作、农业关税、土地问题、粮食问题等，而且还讲授地质学、气象学、畜产学等。这些课程，既要追溯我国历史渊源，又要参照国外的实际情况，这必须有大量资料数据为证。而在20 世纪初期，中国在这方面几乎是空白，收集和整理数据资料是十分困难的。可是，许璇不畏艰难，克服困难，千方百计收集与整理各种数据资料，并伏案涉笔。从其遗稿中，不但可以见到他从清道光、同治等各历史时期的户部史料中摘录出来的数字，还有日本驻东北某某领事的调查报告，可见他下的苦功。数年间，他编写的讲义颇丰，但他自己却认为“历年忝列大学讲席，所积文稿颇多，然皆不慊于心，未敢出而问世”。直至他去世前二、三年，才着手整理，不意《粮食问题》定稿不久，即猝然离世。
许璇勤奋治学已到了忘我的地步，著名林学家梁希在《黄垆旧话》中写道：“人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农业经济学专家，不错，他到死还著了一部《粮食问题》的。可是他初到北农的时候，除了他自家的专长以外，还教过地质学、气象学、畜产学……。许髯（因许璇蓄须，朋友们称之为“许髯”）所以多任教课，有两个原因：当时北农分农林两科，农科包罗万象，冷门功课，请不到教员，免不得大家要分任些，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许髯是好学的人，他以为自家读过的书，有机会再用一番功，免得抛荒，也是好的。因此，他无论担任一种什么功课，一样集精汇神的用功，不肯苟且。学生呢，又人人欢喜听他的讲，不论什么课，从他的温州官话里讲了出来，百样都是津津有味。……他得力的地方，就在他的一种信仰心，这是他常常说的，叫做‘开卷有益’。”许璇的学生沈宗瀚曾回忆：“余在北农所得教益最多者为许师叔玑（留日）之农政学、农业经济学、畜产及肥料……。诸师谆谆诱导之态度，至今尚历历在目也。”
许璇先生作为一代农学宗师，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培养了大批人
才。1934年11月11日，《世界日报》曾报道：“农学专家曾历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许璇，从事农业教育，前后三十年，国内农学家多出其门下”。如“吴耕民（1917年毕业），我国近代园艺事业的奠基人；殷良弼（1917年毕业），我国著名的森林学家；卢守耕（1918年毕业），我国著名水稻专家；沈宗翰（1918年毕业），我国著名小麦育种家；彭家元（1918年毕业），著名的土壤肥料学家；贾成章（1918年毕业），著名的林学家；董时进（1920年毕业），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1921年毕业的周祯是著名的林学家；1923年毕业的胡子昂，是著名的企业家和国务活动家，还有乐天宇，是知名的农学家，解放区的农业科学与教育事业的领导人等等等。”
1931年，许璇赠言北京农大毕业生：“以为吾国今日农业建设方兴未艾，农业人才相需正切，请同学倘能本其平日所肆习者，施诸实用，并发扬而光大之，中国新农业之兴将于此卜之焉。”
二、融学术教育于农村事业
许璇先生治学不仅严谨，而且很务实。1913年，他任北京大学校农科大学、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教授期间，兼任农场场长，负责创办和管理学校附近的农场和林场。1924年，他任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校长时，努力贯彻“融学术、教育与农村事业于一炉”的办学方针，竭尽心力开创我国农业高等教育和农业转型发展的新篇章。“凡讲求农业经济学，宜外察世界经济之潮流，内审本国农业之现状，研求关于农业经济学之原理及法则，以资实地应用”。许璇在20多年的农学教学中，身体力行，经常带领学生到农村去调查、访问，关心农民疾苦，为农民谋利益，指导农民创办农村合作社。他在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期间，设立农业推广部，从事农村经济调查，实行农事指导，并兴办农村小学。1928年，他筹建浙江省农民银行，创办合作人员养成所，指导农村合作事业，等等。
1931年，许璇接受《世界日报》记者访谈时说：“最要者，农学不能空谈，必须注重功课之研究及与农民之接近，始能将心得实际应用于农场，推广至农村。”1934年，他去世之前还在北京罗道庄筹建“农村建设实验区”。
许璇对于农村合作事业十分重视，并且理论联系实际，他在讲稿《中国合作事业之现在及将来》中指出：“现各省合作社之贷款，概为经营信用，又为短期信用，而其抵押品多为不动产，此实为不合理”。他总结了河北、江苏等省合作社贷款的经验；“收款并未感困难”、“大都能按期收回”。因此，他体贴农民困难，主张简化各种刁难手续，按生产需要发放信用贷款。著名农学家汤惠荪先生在《叔玑先生的追忆》一文中说：“笕桥（原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院址）的农民，对先生真是歌功颂德，崇拜之至。因为先生提倡组织合作社，真正替他们谋利益。有一次杭州市政府派人到笕桥乡间来捉没有照会的狗，有一姓陈的农民，因为他的狗没有照会，已经捉到狗笼里去了，请先生保释。像这样保释一只狗的事情，还要烦教先生的大力，那真不胜其烦了，但是先生也毫无难色。先生对于农民无微不至，无怪当他离开笕桥的时候，五百多个农民要来欢送了。”
许璇关心农民疾苦，为农民奔走贷款，不止在笕桥，对国立北京农业大学附近的农民也是如此。原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刘运筹在《许叔玑先生在平逝世后之悼祭与校葬纪事》中写道：“在他逝世之前三日，还清早到我寓所来商量西郊农民所组织的信用合作社向金城银行借款的事”。
三、高风亮节的人格魅力
许璇为人，刚直不阿，作风正派，治学严谨，认真负责，重视理论与实践之结合，更讲求人品气节。他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而且几度担任领导工作，开创新的事业，却始终坚持正义，勇于担当，殊非易事。许璇与林学家梁希相交最深，既是浙江同乡，又是东京帝国大学同学，回国后在北农、浙大、中华农学会同事一二十年，而且有时住在紧邻，时常聚谈。梁希在追忆他的文中写道：“许璇生平的长处，不在有为，在有不为。北京教育界，到了民国十年以后，渐渐发生了变态，一般校长先生，贤明的固然很多，平庸的也着实不少，挨一天，算一天，多忍耐，少主张，这还是南北一例，不算特别的，北京最特别的校长，有三种：避打而走，算是下乘，害打而走，算是中乘，打而不走，才算是上乘。至于骂，马耳东风，压根儿不感苦痛。许璇从民国十一年起，独来独往，老气横秋，没遮拦的舞了几年大刀。他的作风，比众不同，非必不得已不干，干要干个彻底，不能彻底就走，一丝一毫也不肯迁就的。”许璇在1913年以来的21年中，时而北京，时而杭州，变动频繁，但每一次他的变动，都为师生所理解，并得到师生的拥戴。
譬如，1924年底，恰是北洋军阀混战之际，政府所任教育总长王九龄，在教育界引起强烈反响，北京各专门学校教职员，咸鄙其为人，联名请求罢免，未果。许璇作为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不屑与之为伍，于1925年3月16日向教育部提出辞职。辞职信如下：
敬启者，窃璇前奉大部函聘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受事于校事纠纷之期，经费奇拙之时。勉力维持，瞬踰四月。差幸秩序安复，诸务粗觉就绪。正拟筹划进行，俾资发展，庶以建立国之本业，作树人之大计。乃闻大部当局王君不日就职。查全国教育行政最高当局，必其人品学兼优，方是以资表率。若以舆论所指为辱国玷身之人来任斯职，似于教育本指恐有未符。璇行能无似，硁硁之志，颇自期于古人，本身自爱，雅不愿追随若人之后，既贻屈已之羞，复为师资之累，用敢谨布诚悃，即日辞去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校长职务。至祈既以照准，无任感荷。
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校长许璇
三月十六日
又如，1928年，许璇兼任中华农学会会长时，与德国爱礼司洋行在上海真如合办农业试验所，并附设试验场，从事化肥肥效对比等试验。德商提供图书仪器及每年经费官银两，学会提供技术人员，并由会长许璇亲任所长，开办两年，成效显著，对该公司所产狮马牌肥田粉在我国推广，起到了很大的宣传作用。这时德方提出要直接派人参加农学会的理事会，兼充会计。许璇认为这是洋商要挟，侵犯我学术团体的自主权，断然拒绝。之后，在许璇会长主持的中华农学会的努力下，南京国民政府于1932年设立“中央农业实验所”，树立中国农学研究的新作风。
再如，1933年，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郭任远以当地特产火腿应加强改进为由，要农学院设立“火腿系”，许璇未予置理，郭任远责其抗命，许璇愤而辞职，郭任远转而委派林学家梁希继任院长，偏偏梁希与许璇是至交好友，观点一致，梁希也拒不接受任命，以辞职抗议。同院教授金善宝、蔡邦华等60余人，群起支援，与许璇一起辞职离开浙大。著名教授黄枯桐在《叔玑追忆录》写道：“他和我在笕桥同过5年的事（笕桥是浙大农学院的旧址），这5个年头，经历了不少咸、酸、苦、辣、甜，尤其是在那最后一年的一个月，叔玑受不了，学校当局无理的压迫，愤而辞职……。然而，叔玑却春风满面，柔声静气的劝学生好好的念书，这是多么宽大的风度！”
许璇为人，落落大方，不拘小节。无关重要的事情，尽可通融让步。可是遇到紧要关头，也是丝毫不肯放松，决不作无原则的谦让。据他的学生汤惠荪教授回忆：“先生为着中华农学会的事情，和他生平最亲密的挚友梁叔五先生，闹了好几次。他俩都是为着农学会事业的发展，因为主张不同，往往一时争执不下，可见先生对于重大事情，就是对挚友，也不肯丝毫让步的” 。著名教授黄枯桐也曾在追忆许先生的文章中提到：“他是个外圆内方不易妥协的人。记得某年中华农学会在南通举行年会时，有一天晚上，开执行委员会讨论某项问题，他的意见和我的意见恰恰相反，彼此争论，不肯妥协，大有面红耳赤、声色俱厉之概。但是一到讨论终结，议出了办法的时候，大家都不作声了。散场时，他对着我笑嘻嘻地说`你们广东先生，确实富于革命的精神，哈哈哈'。他那种温霭的神气，使人永远的不能忘掉。”
四、倾力家乡的农业教育和建设
许璇先生是一位很富有感情的人，爱祖国爱科学，爱师生爱农民，也爱家乡的山山水水。在他的生涯中，尽管大部分时间在北京、上海等地忙碌，但他对家乡的情结依然很深，非常关心家乡的农业教育和建设。从浙江的角度看，他作为浙江人三次应邀由北京去杭州工作。据记载，1923年浙江省省府欲聘专业人员任浙江农专校长，群议非许莫属。特派员专程往北京，请以桑梓教育为重，劝驾南下，他欣然赴任。长校一年，校誉日上，毕业学生各地争来招聘，学校基础因而稳固。1927年6月至1933年，许璇二度南下，任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兼农业社会系主任、浙江大学农学院教务主任、院长等。除大学的工作之外，他还兼任浙江合作人员养成所所长及浙江农民银行筹备主任，为浙江的农业高等教育发展及农业转型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浙江大学前传——烛照的火焰》一书记载：“杭州人都应该记住许璇，作为我国现代著名农学家，许教授在杭州的甲种农校和浙江大学任职期间，曾留下许多实践项目，如开辟半山果树基地、整治临平林场、扩展湘湖农场等等，尤其那座几乎无人不知的植物园，亦为其首创。许先生无论品性亮节，还是学养风范，皆为人所景仰。”
讲到许璇对家乡的贡献，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温州蜜柑”的故事。“温州蜜柑”是一种无核甜柑，虽然以浙江温州为名，实际上却是日本的改良品种。温州自古以盛产柑橘闻名。明代的时候，一位日本和尚从温州带了一些柑橘回日本，经过多年变种改良，培育出无核甜柑，命名为“温州蜜柑”。1911年前后，瑞安务农会曾函托旅日留学的许璇，引种果树良种。1913年，许璇毕业回国时，从日本把“温州蜜柑”的树苗和栽培技术带回温州瑞安“娘家”，用以改良，使这一独特品种成为名符其实的温州特产，如今无核蜜柑已由温州传遍全国各地，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一段佳话。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现实是历史的延伸。许璇先生虽然离开我们已有80多年了，但他那学农志农、造福农民的执著追求；严谨治学、唯实创新的独立精神；敢于担当、刚正不阿的人格魅力依然熠熠生辉。温州作为许璇先生的故乡，应该为他树碑立传，润泽后人，传承光大优秀历史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