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的界与无界——斯坦福大学沈志勋教授专访

文|张春晏

对于沈志勋教授而言，最根本的追求是要挑战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难题，而在求索的过程中，不经意产生了富有产业应用前景的科技发明。斯坦福鼓励个人成功的文化和硅谷完善的资源配套，让科技成果产业化迅速推进。源于探索、兴于创造、归于成功、终于贡献，是斯坦福很多教授的人生写照。 

这是沈志勋教授令人景仰的部分Title。他还获得一系列物理学界大奖：“第一个获得世界超导实验物理最重要大奖——卡梅琳-昂尼斯奖”；“获美国物理学会凝聚态物理最高奖——奥利弗·伯克莱奖”；“获美国能源部代表美国总统颁发的科学大奖——欧内斯特·奥兰多·劳伦斯奖”。

已经是世界一流科学家，但沈志勋教授丝毫不打算停步。他的终极目标是让自己的研究影响人类历史的进程——发明出室温超导材料，推动人类文明演进，像“硅”改变人类社会一样。即便机会渺茫，也要全力以赴，这就是科学家的使命。

同时，沈教授还是物质上的富翁——他是PrimeNanoInc 和Astrongy Corp的联合创始人，复盛创投的创始合伙人，这些不同的社会活动为他创造了财富。

在学术或者科学之路上求索，还是硅谷创业成功人士中的一员，这对斯坦福教授而言，是非常自然的结果。斯坦福作为顶尖大学，寻求人类知识和创造的新边界是理所当然的追求；培养社会公民和人才也是理所当然的追求。而为斯坦福人创造个人幸福的条件也是斯坦福大学的追求。

也许斯坦福大学是全世界最尊重个人自由和个性的大学，正如斯坦福校训——让自由之风吹拂。在斯坦福看来，文化应当开放、自由、包容，一座大学是个体的集合，一所大学的成功是每一个个体成功的集合；规则务求细致严谨可操作，目的在于创造公平、平等、透明、确定的环境，保障每个个体最大化地发挥自身的创造力。

至于个体富有哪方面的创造力，那是个体自己需要去发现和挖掘的。就像沈志勋教授所说：“教授做好了本职工作，学校何必管那么宽呢？”

一流科学家+教授+投资人

TBR：作为著名的物理学家，我们对您的研究很有兴趣，能介绍一下您现在做的研究吗？

沈志勋：我现在的科研主要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对物理世界的最精密的测量。现在的物理学已经发展到了对最基本物性的最精密测量，比如对电子的动量、能量、时间的精准测量。这种测量对物理学的推进非常重要，甚至会有决定性发现。我们刚刚给原子、电子拍了一部电影，在0.0000000000001（10-14）秒和0.00000000000001（10-13）米来观察原子和电子在非常规超导内的互动。我们还进行了能量的测量。同时在时间、空间和能量上面，达到这样的精度是从来没有过的。结果我们发现，电子和原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物性的影响，比常规的理论要大了1000倍。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实验，加深了我们对非常规超导体里面多种相互作用和他们之间互动的认识。就跟常规电影可以对人性内涵作出很难用语言表达的演绎一样，现在开始可以做到的微观电影，也会让我们对微观世界，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这篇文章，不久将会在《科学》杂志上发表。

另外一个是对超导和超导材料的研究。这是物理学研究最困难的领域之一，有巨大的挑战，几乎没有多少胜算。但我们为什么还要做呢？人类的文明用材料来定义的话，基本上可以分四个阶段——石器、青铜器、铁器，今天可以说是硅的时代，硅改变了我们这个时代，影响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信息革命、互联网的计算能力是以硅为基础的。

那么下一个改变人类文明格局的材料是什么？不同领域的人会有不同的探索。我们认为很可能是室温超导。这是非常难实现的，但万一成功，超导将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格局，所以这是值得投身的事业。

现在的超导已经影响了医疗，核磁共振成像都用超导。随着时间的推移，超导在生命科学中的影响会更大。超导肯定会影响交通，日本已经开始用超导做商用交通，火车比我们的高铁还快两倍，时速500-600公里。超导还会影响整个信息处理，就是量子计算——其核心技术就是超导。微软号称将每年投入两亿美金，连续五年，把全世界各大学的顶尖科学家都挖过去研究量子计算机。谷歌有一个项目叫量子争霸，在特定的计算当中，可能到今年年底，只要50个器件，超导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就是量子计算能力）就要超过今天最强大的常规计算机的能力。很可能今年年底这个结果会出来。虽然这种计算还没有实际意义，但量子争霸的象征意义不可忽视。

TBR：您同时也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还是复盛投资（LDVPartners）的创始合伙人，我听说，您自己的公司和复盛创投都做得非常好。

沈志勋：我研究高温超导，不是为了去做超导医疗或者任何应用，更不是为了创业。我们的追求是，万一室温超导成功了，我们将改变人类文明格局。

但在超导研究过程中，会产生很多可以应用的技术。可以应用，就自然去创办公司做产业化了。比如说，为了研究超导电性的非均匀性，我们发明并发展了一种微波检测的精密手段。而这种手段不但对超导及量子材料研究有用，还可以在很多其他的领域发挥作用。所以，我们就搞了一家公司。现在这个手段，在很多方面都得到应用，包括半导体。半导体工业的主流公司都在用这个技术，包括英特尔、东芝、索尼、三星等等。

那我为什么要做投资呢？中国的崛起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我希望能够对这个进程有所影响，所以做了各种努力，包括跟国内合作，培养很多学生回国效力，为中国学生创造更多到斯坦福留学的机会等等。而跨境投资，把美国的技术和新想法及模式，跟中国的发展和市场结合起来，这也是促进中美交流，争取双赢的极为有效的手段。所以这件事情，对于社会发展，和个人价值的体现，都是更值得做的。

就投资而言，我也有一些独特的优势。我对中美两国都非常了解，对于科学前沿和创新技术有长时间的积累，做过管理，所以对组织和团队有比较多的经验。在自己创业的过程中，也对市场，资本和运营，有了比一般大学教授更深刻的理解。又能在斯坦福看到每个领域的最前沿，并且在创业团队的圈子里，有很广泛的人脉。这些都为我的投资带来很多独特的机会。

而我在共同创办另外一家公司的过程中，也在第一线观测了海外技术和中国市场对接的机遇和挑战。这对我将来帮助被投公司在中国的发展会非常有益。我参与创办的这家公司，现在已经是上市公司的一部分，也是新能源行业一个有全球竞争力的公司了，这是一个愉快和共赢的经历。我虽然已经离开了公司的董事会，但原来的伙伴和投资人都愿意用大量的资金支持我们新的风投公司。有了这样的资金支持和启动，复盛风投的创建也比较顺利。这些都是我决定做投资的因素。

TBR：在不同的事情上，您如何分配您的精力呢？

沈志勋：做绝大部分事情，都需要一个团队，团队可以放大你的能力。复盛创投的特点是组建了一个和谐互补的团队。这些优质的伙伴，有效率的组织和团队，可以让我高效地工作发挥我的特长。

我把我的伙伴们介绍一下。

我们的一位合伙人，是硅谷沙丘路（sandhill）上顶级风投的合伙人，已经是非常成功的硅谷风险投资家，他在麻省理工读的本科，和我差不多时间在斯坦福读了博士。后来自己创业成功，把企业卖掉后加入山丘路上一家主流风投公司，叫美国风投，而且成为主要领导。在美国风投的十六年期间，他积累了很多投资的经验，也创造了非常好的业绩；还有一位合伙人在中国成功创过业，在耶鲁读的MBA，在麦肯锡工作了七年，然后自己创办了一家成功的电视购物公司。七年前公司卖掉以后，这个例子还成为了沃顿商学院教学的一个范例。就这样我们三个有不同经历的人走在一起，创办了复盛创投。我们三个人经历的互补性，也让我们在投资上有更多的全局观。现在还有一位对互联网领域有深刻理解并在硅谷成功的合伙人加盟我们。她是阿里最早期的一个产品经理，所以对产品非常有经验。我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每个人都创过业都当过家，都了解创业过程的很多细节。我觉得我们的复盛创投，跟国内来的很多跨境投资机构相比，在本土化方面做得比较有特色。我们几个人加起来有在硅谷近九十年的耕耘和人脉，也对当地的主流文化有相当多的渗入和了解。加上斯坦福的关系，这使我们拿到一些别人很难拿到的项目，同时也能对这些项目，作出更全面、更优质的尽职调查。这是我们为什么能够在过去几年，不人云亦云地去跟风，而是独立思考地组建了一个由近二十家优质公司组成的投资组合。

再回到你的问题。我们几个人加起来，有丰富的经验、前沿的视野、良好的判断力，而投资是一件考验判断能力、经验和人脉的事情，所以虽然我在投资上投入的时间不是全职的，但是伙伴、组织，可以帮助我实现作为一个个体无法实现的目标。在学校里，我也跟很多人合作，道理是一样的。

斯坦福的界与无界

TBR：我知道不少斯坦福教授都有自己的公司，教授们开公司或者做投资在斯坦福非常普遍吗？

沈志勋：有不少同事自己开公司，或者做天使投资。有不少著名的公司，都是教授参与，或者是教授早期支持的。至于说有多少还没有统计过。

TBR：斯坦福的学术研究非常领先，有一流的科学家和学者，诺奖得主众多，开公司的老师们也更多，我们会有点疑惑，教授们到底主要是在做研究还是开公司呢？

沈志勋：很多人以为斯坦福的教授们都在开公司，从事产业化。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学校的基本文化是：教授必须要挑战你所在领域最前沿最难的问题，不管是政治学，还是社会学，还是科学领域，还是工程领域。只有这样做，才能够真正得到同事们的尊敬。

在挑战最难问题的过程中，自然而然会产生很多有用的研究成果。斯坦福跟周边工业结合得非常紧密，资本、人才时刻在寻找好的技术和机会，所以有成果出来，创业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比如说我的一项技术，现在几乎所有大半导体公司都在用。我做研究的时候并非想要开发这项技术，而是要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就不断地把这项技术优化了。我以前的学生看到以后，就把此技术从斯坦福申请转移，用到了各个半导体公司。我看到的大部分的例子都是这样的。

其实，你如果非常着急地想做成一件事情，往往反而做不成，但是斯坦福这种求索和挑战最高点的氛围，更容易让科学家有突破，这个时候，你反而会有技术产业化的机会。这是我自己的一些体会。

TBR：比如说您开公司，您所使用的是您研究出来的技术专利，但是研究项目是政府资助的，那么专利的收益如何分配呢？

沈志勋：美国科研的很多资金来自于联邦政府。美国为了鼓励科技创新，对于研究专利，国会有个专门的立法——由联邦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发明的经济收益全部归学校所有，如果资助的是小公司，那么就归公司所有，政府不拿走任何收益。国会立此法案的目的，是为了鼓励科技发明产业化——美国的税收系统比较完善完整，科技创新产业化后，等公司长大了，政府再收税。对政府来说，这样收益合算得多。

所以，理论上我们教授的研究成果和专利都属于学校。但是同样道理，学校为了鼓励科技发明的应用，也不拿专利权转让的收益，专利权转让收益一般是教授个人获得三分之一，所在的系拿三分之一，学院拿三分之一，学校收取的唯一费用就是专利申请费等等这些具体行政流程费用。

美国政府和斯坦福大学的基本思路是一样的：如果老百姓每个人富裕了，这个国家也就富裕了；如果每个教授学生及院系成功了，学校当然也就好了。国家也好，学校也好，都是一个概念的集合，是每一个个体的集合，最终都是落实在每一个个体上的。

比如说我自己创业的话，就会去跟学校的专利办公室谈，把公司专利申请出来。这个过程和外面的公司是一样的。学校是服务社会的，原则上，学校的专利开放给社会上所有公司、所有人，不会给申请专利转让的个人或者公司独家专利。

在实际应用中，大部分情况下，学校会给予独家专利，而且会倾向于把专利权转让给发明人。为什么呢？一般情况下，一个技术从学校实验室到真正的产业化，有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做大量的投入。如果没有独家专利，就没有人愿意做大量长期的投入，拥有独家专利以后，可以吸引专利获得者做更多的投入。尤其像医疗领域的发明，往往需要投入几亿美元才能够走到下一步，如果没有独家专利，医疗公司就不愿意做这样巨大的投入。学校希望获得专利的人或者公司，以最大的承诺来发展这个技术，所以往往会授予独家专利。原发明人对这个技术更为了解，发明人创办公司来发展这个技术，更有可能把这个技术发展到最好。所以学校也会倾向于把专利转让给发明人创办的公司。

从专利申请到转让，斯坦福有一套严格细致的程序。

所有学校的专利一般最后都会私有化。私人拥有，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对于私有的东西，人们才会尽心尽力地去保护去发展，这是真实的人性。无论是学校还是社会，毕竟是由人构成的社会，需要在尊重人性的基础上寻求社会利益最大化。

TBR：在中国，一般高校至少不鼓励教授开公司或者做投资，很多学校禁止有行政职务的教授开公司。斯坦福会明确鼓励教授们开公司或者做投资吗？

沈志勋：学校的规章制度中并没有明确鼓励教授开公司。学校的规定其实是要求教授尽最大的可能做好学校的科研教学工作。但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学校的文化是鼓励科研成果产业化的。在斯坦福看来，教授们的研究成果产业化，这件事情对个人是好的，对学校是好的，对社会也是好的。我们做了16年的校长Hennessy刚刚退休。大家公认Hennessy是个非常优秀的校长，也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有人问他，你在外面做很多事情，那是不是会影响你的校长工作？Hennessy说，只要精力分配得对，我在外面的各种接触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校长，这些社会接触让我有更宽阔的视野，让我更了解我们的子弟——因为大部分的人并不会在象牙塔里，我们主要还是要为社会输送人才。

事实上，一般情况下，教授的视野是非常窄的。因为教授非常“专”，“专”了以后必然非常“窄”。但是从教育的角度，一个教育家需要一定的视野宽度和一定的“专”。所以研究、教育、社会活动并行这个问题，不一定是本质上的冲突。核心在于，作为一个教授，你是不是把本职工作做得很好？在教学方面，学校有工作量的要求，也有评估，还有学生的反映，都会体现出来。做科研，你又做到全球领先。那学校为什么要管那么宽？而教授办的公司，也会为学校的子弟创造就业机会，这本身也是对学校非常重要的。

斯坦福对技术转移有非常细的规则（比如教授可以在外面的公司担任董事，但不可以再担任行政管理职务）。斯坦福的理念，就是在遵守规则、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鼓励充分发挥个人潜力、鼓励你追求个人成功。